中国网贷“收割”印度,反被阿三教育到“怀疑人生”
当中国网贷平台带着成熟的数字模型和催收经验,雄心勃勃进入拥有13亿人口的印度市场时,没人预料到这会是一场教科书级的“水土不服”——钱借出去,就像扔进了无底洞。
一款中国网贷App在印度的推广广告上还显示着“三分钟到账”的诱人标语,而后台的坏账率曲线却已直线飙升。放款瞬间,用户秒卸软件,催收电话成了跨文化笑话。
这些精心设计的金融科技模型,在印度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降维打击。
一场“精心设计”的出海
时间回到2018年,中国金融科技行业迎来强监管,国内网贷市场急剧收缩。与此同时,印度政府推进“数字印度”战略,智能手机普及率迅速提升,庞大的年轻人口和薄弱的传统金融服务形成鲜明反差。
这似乎是中国金融科技企业完美的出海目的地。一批中国网贷平台凭借在国内积累的风控模型、自动化审批技术和成熟的运营经验,迅速涌入印度市场。
数据显示,截至2020年,在印度运营的在线借贷平台中,有超过三分之一具有中资背景或技术合作。它们以“颠覆传统金融”、“普惠金融”为口号,瞄准了被银行忽视的庞大蓝领和年轻人群。
印度金奈的一位外卖骑手拉杰描述了他的借款经历:“我下载App,填了基本信息,上传了身份证和自拍,不到10分钟,5000卢比(约合430元人民币)就到账了。太简单了,比向亲戚借钱容易得多。”
这种便捷性正是中国平台的核心竞争力——通过算法快速评估借款人信用,无需抵押,极速放款。在最初阶段,这种模式确实迅速获得了市场。新德里一家中国网贷平台的印度负责人曾自信地表示:“我们带来了全球最先进的金融科技,印度市场准备好被改变了。”
当“完美模型”遭遇“印度特色”
问题很快暴露出来,而且是在最核心的还款环节。在中国市场行之有效的催收体系,在印度几乎全面失灵。
首先是语言与文化的鸿沟。中国平台的催收团队通常设在印度大城市,使用英语和印地语进行沟通。但他们很快发现,印度有22种官方语言和数千种方言,许多借款者只懂当地方言。
一位在班加罗尔催收中心工作的中国员工苦笑道:“我们试图解释逾期后果,电话那头经常传来茫然的声音,或者干脆是一连串我们完全听不懂的方言。最常听到的回应是‘我不明白’或直接挂断。”
更棘手的是,中国网贷平台赖以维系的“社会压力”催收法在印度几乎无效。在中国,催收人员可能会联系借款人的亲友、同事,形成社会压力,促使还款。但在印度,这种策略常被视为“骚扰”,甚至引发当地社区集体抵制。
孟买的金融分析师夏尔马指出:“印度社会对债务的认知与中国不同,许多人将网贷视为‘天上掉下的馅饼’,而非需要严肃偿还的债务。加之种姓制度、地域差异等复杂社会因素,统一的催收策略很难奏效。”
法律真空与技术失灵
法律层面的挑战更为严峻。印度各邦法律差异巨大,联邦层面针对数字借贷的监管框架尚不完善。中国平台在中国惯用的法律催收手段——如发送律师函、威胁法律诉讼——在印度效果甚微。
一位在德里处理网贷纠纷的律师解释说:“许多借款人居住在农村地区,法律文书送达极其困难。即使送达,很多人也选择忽略——他们知道,对这些小额贷款提起诉讼,对平台来说成本远高于收益。”
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,印度借款者对金融科技的反向利用。一些借款者组成网络社群,分享如何从不同平台借款而不还钱的“攻略”。有的甚至使用虚假身份信息、篡改文件,专门针对风控系统的漏洞。
一家中资平台的技术负责人透露:“我们发现同一部手机设备反复注册不同账号借款,同一个人的照片被多人使用。我们的面部识别系统在中国准确率超过99%,但在印度,由于肤色、拍摄条件等因素,误判率显著上升。”
被“薅羊毛”的金融科技
随着时间推移,中国网贷平台在印度的坏账率已经达到惊人水平。行业内部数据显示,一些平台的首次借款坏账率超过40%,远高于中国国内通常的2-5%水平。
“这简直是一场‘全民薅羊毛’运动,”一家已撤离印度市场的中国网贷公司前高管坦言,“我们原本以为凭借技术优势可以高效‘收割’市场,结果反而被印度借款者集体‘教育’了。”
印度本地的金融观察家却有不同的解读。金融科技分析师普里特认为:“这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。中国平台过度依赖技术模型,忽视了印度的社会文化复杂性。他们将借贷简化为数据游戏,但债务在印度社会有着复杂得多的社会、文化和宗教含义。”
印度储备银行(央行)的数据显示,随着在线借贷坏账问题日益严重,监管机构已开始收紧政策。2022年,印度央行发布新规,要求数字借贷平台透明披露所有费用,并设置利率上限。
文化认知的错位
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文化认知的错位。中国网贷平台基于本国经验建立的商业模式,建立在几个核心假设上:借款人普遍重视个人信用记录、担心法律后果、容易受到社会压力影响。
但这些假设在印度社会并不普遍成立。在印度许多地区,特别是农村和低收入群体中,对正规金融体系的理解有限,对国家法律系统的敬畏感也远不如中国社会强烈。
社会人类学教授米斯拉指出:“中国金融科技企业犯了一个常见错误——认为技术可以跨越所有文化障碍。但实际上,金融行为深深植根于社会文化规范中。在印度,‘借’与‘还’的概念与家庭、社区、宗教义务紧密相连,而这些是中国算法模型无法量化的。”
一些中国平台尝试本土化调整,如雇用当地催收团队、与本地金融机构合作、调整风控模型。但这些调整需要时间和成本,而不断累积的坏账已使许多平台难以为继。
一位从印度市场撤退的中国金融科技创业者苦笑着总结:“我们带着降维打击的自信来到印度,最终被教育得体无完肤。”
他的公司在印度两年间累计放贷约50亿卢比,最终坏账率达到惊人的47%,远超预期的8%。“最讽刺的是,”他补充道,“我们的技术模型在中国表现完美,所有的数据、算法、流程都无懈可击。但模型没有考虑到,当13亿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决定‘不按规则出牌’时,再完美的模型也会崩塌。”
这场“中印网贷交锋”揭示了一个深刻教训:在全球化时代,技术的移植远比想象中复杂。金融不是纯粹的数字游戏,而是深深嵌入社会结构、文化心理和制度环境的人类行为。当科技创新忽视这种复杂性时,再先进的技术也可能在陌生的土地上遭遇意想不到的反噬。
中国企业的印度之旅仍在继续,但这场网贷“滑铁卢”将成为出海教科书上一个值得深思的案例——提醒所有雄心勃勃的开拓者,尊重和理解当地市场的深度复杂性,可能比任何技术优势都更为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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