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石溪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其他研究成员，譬如施温格的学生聂华桐、普林斯顿著名物理学家崔曼(Samuel Trieman)的学生施洛克(Robert Shrock)、俄国顶尖的理论物理学家法捷耶夫(L. D. Fadeev)的学生柯瑞平(Vladimir Korepin)都说， 杨振宁虽然在物理科学上影响很大，但是在石溪理论物理研究所，却从来不试图影响别人的研究，他创造的是一个完全自由的研究风气 。

　　在近代物理的发展历史中，许多物理大师主持研究所，往往慢慢就形成了他个人的一个学派，譬如苏联的朗道以及在芝加哥的费米，都是典型的例子。 杨振宁显然是有意识要避免发生这样的情形，他在石溪理论物理研究所不但非常小心地不强调自己的科学兴趣，和他有长期合作的人，譬如哈佛大学的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吴大峻、佐治亚大学的邹祖德，他也都没有把他们请到石溪分校来。

　　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理论物理学家，也是台湾“中研院”院士的郑洪说，杨振宁不但对于年轻研究者非常慷慨，而且心胸宽大，没有门户之见。 他特别举出施温格虽然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，但却不能和他谈费曼规则(Feynman rule)，他会说他不知道什么是费曼规则，但是到他的办公室去，黑板上却到处都是费曼图(Feynman diagram)。

　　也就是这个缘故， 虽然杨振宁对于超 引力场 和超弦理论的发展有所保留，但是石溪理论物理研究所后来却成为这方面研究的一个重镇 。杨振宁的作为，特别避免了一般学术界很容易发生的所谓“近亲繁殖”的现象。他以行动证明了，他是科学上的一个独行者，他不是一个帝国的建造者。

　　虽然不建造自己的帝国，杨振宁却努力地邀请物理科学上最顶尖的科学家到石溪分校来，以营造石溪分校在科学上的地位。

　　一般认为，20世纪自爱因斯坦以降，在场论方面最重要的科学家就是英国的狄拉克。狄拉克在193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，是杨振宁私心仰慕的科学家的典范人物，他说狄拉克的科学文章清简通畅，没有一点多余的渣子。

　　杨振宁曾经形容狄拉克做学问的要言不烦，你问他三句话，他回答你一句话。 他说狄拉克曾经到一个非常有名的学校去演讲，演讲以后主持人让学生问问题。有一个学生站起来问说：“刚才您在黑板上的那个方程式我不懂。” 但是狄拉克过了很久都没回答，于是那个主持人就问：“狄拉克教授，您可不可以回答这个问题？”狄拉克回应说：“这不是一个问题。”

　　还有另外一次演讲，狄拉克经过一系列论证最后得出一个结论，演讲以后，一个学生站起来说：“我没有了解这一点，可不可以请您再解释一下？”于是狄拉克就又解释了一下。 那个学生说：“您现在的这个解释跟刚才的那个解释完全一样。”狄拉克说：“对了，因为这是最好的解释。”

　　狄拉克和杨振宁科学风格相近，两人惺惺相惜。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，狄拉克都曾应杨振宁邀请到石溪分校访问过 。杨振宁在1962年曾经做了一篇讨论超流体和超导方面问题的统计力学论文，这个工作在物理学上的名字叫作“非对角长程序”。 杨振宁对他的这一项工作非常满意，杨振宁说狄拉克也非常喜欢他的这个工作，原因是狄拉克认为这个工作本应该是由他做的。

　　另外，20世纪在量子电动力学重整化方面做出重要的贡献，并和费曼以及日本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共同得到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施温格，也是杨振宁曾经想争取到石溪分校来的顶尖物理学家。

　　杨振宁和施温格的接触，最早是1948年他在密歇根大学夏季研讨会上听施温格的演讲。1958年他们两人同样被邀请到威斯康星大学访问了一个暑假，因此彼此熟识。杨振宁对于施温格的科学和人格都非常钦仰。1968年，他曾经写了一封信给当时在哈佛大学的施温格，邀请他到石溪分校来。

　　很可惜的是，施温格最终选择去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，不过后来施温格还是到过石溪分校来访问，并且讲了一系列的课程。 对于石溪分校的物理学家来说，施温格讲课是一大盛事，但杨振宁却没有出现在施温格石溪的讲课上，事实上这正是因为杨振宁的科学风格和施温格相当不同，这件事也引起了许多的讨论。